江泽民谈国足无进球：不仅仅要胜不骄、败不馁

在1992年1月30日，中国国奥足球队与韩国国奥队的比赛中，国足只需赢得这场关键赛事便能入围巴塞罗那奥运会。然而，比赛开始后的短短9分钟，中国队惨遭连失三球，最终以1比3落败，出线希望彻底破灭。这一惨痛的教训被全国约两亿观众所目睹，其中就包括邓小平。比赛结束后不久，江泽民通过电话与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沟通，他指出：“我看了比赛转播，很赞成韩国队教练的看法。心理因素极其重要，而一支队伍的成熟一般需要十年时间。你们要‘胜不骄、败不馁’，要认真总结经验。”

在吉隆坡失利之后，伍绍祖依据江泽民的意见，召集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的红山口军委招待所召开会议。这次会议被足球界称为“红山口会议”或“中国足球版的遵义会议”，其核心结论是将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，推进职业化进程。在此之前，中国足球与其他体育项目一样，仍然处于体工队体制之下，运动员被视作“专业运动员”，并非职业球员。红山口会议明确提出，足球要进行改革，建立俱乐部制、主客场制、转会市场以及引入外援和外教。而这一切变革的推动源自于江泽民的深夜电话所传递的态度：失败不可怕，但必须有所改变。

1994年，中国足球甲A联赛正式开启，足球职业化迈出了重要一步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国足终于在2002年闯入韩日世界杯。然而，在决赛阶段的三场小组赛中，中国队没有进球，未能实现“进一球、得一分、胜一场”的目标。世界杯结束后不久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提出了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》，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，常委们对此问题进行了简要讨论，并对足球发表了多个意见。

江泽民首先表示，足球的影响力巨大，强调不能仅仅停留于“胜不骄、败不馁”的层面，而应力求展现出一种积极的形象。他还强调各方应当齐心支持体育事业，并将指挥权授予袁伟民。朱镕基则提到，仅靠资金支持不够，爱国主义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。李瑞环则直言，中国足球目前的水平有限，根本原因在于日常的训练不足。经过这次汇报，体育总局依据常委们的意见，发起了对于中国足球各行业的深刻反思与联赛秩序的整顿，并为中超的改制和08奥运周期的青训重建做了准备。

袁伟民回忆，有次江泽民打电话询问“球王”贝利是否来中国并请求他为孙子签个名，袁伟民当时对此毫不知情，但后来了解到贝利是在上海商业活动中来华。最终，袁伟民顺利办妥了这件事，江泽民对其表示感谢。

回望当时，江泽民对足球的关注超越了一项运动本身。他将足球视为改革的试验田，既允许其经历挫折，又迫使其必须改变。同时，他在关心足球的过程中，不忘关怀私人情感，为小孙子的愿望而向下属求助。这种在促进制度改革与保持人情温度之间平衡的能力，形成了他与体育界最感人的纽带。